11万日元的物资消耗和24人的伤亡,甚至还比不上日军一个师团进行一次实战演习的消耗和伤亡指标,而获得的利益无异于中了几十个超级大奖。
日本政-府当初不支持日军的行动,就是怕引发中日长久的战争,从而将已经面临破产的政-府财政彻底推向深渊。
但现在,相当于政-府没花一分钱,就得到那么多的土地、资源和钱财,只有脑残了的人才会坚持反对。
于是,在这种情况下,日本政-府和民众马上就转而支持日军的行动,并将占领和统治中国东北作为日本下一步发展的国策。
而现在,长城抗战实际上以中国方面的再一次失败而告终,中日在新一轮的谈判已经接近尾声。
作为失败方,中国几乎没有什么讨价还价的余地,实际上只能默认日本侵占东北三省和热河省的合法性,并答应日本人提出的条件,承认包括昌平和通县在内的冀东22个县为“非武装区”。
所谓非武装区,其实就是中国方面不得驻军,也不得设置军事防线,而日军实际上并不受此合约的限制(你想限制也没这个能力),等于是整个华北门户洞开,处在日军的武装监视和支配之下,日军随时可以进占平津和冀察。
在此情况下,如果几年后,已经逐步蚕食到北平和天津城下的日军官兵,再次挑起事端,甚至有很大可能就直接进攻平津两城,你打还是不打?
现在,校长听了周文这么详尽的分析,开始倾向于周文的判断。
也就是,中日战争的爆发,已经不在于日本政-府想不想打,而是日本在华北的驻军想不想打?他们会不会就如九一八事变那样,找个借口就发起进攻?
这个时间就会比之前预判的7至8年的时间要大幅缩短,不可预测性也大幅增加。
那么,问题就来了,即使中国方面在几年后还没有做好战争准备,难道还能对小日本继续退让吗?
比如,让出北平和天津?让出华北平原?
校长自己知道,中国已经不可能再退让了,如果连北平和天津这样的中国核心城市都要拱手相让给日本人,那么,先不说担负历史骂名的问题,就是他这个国家首脑的位置能不能保住都是两说。
而且,一步步的退让就必然助长日本人的野心,都不知道退到哪里才是尽头,难道还要退到崖州去集体跳海吗?
所以,校长知道,下一次,日军如果再次挑起事端,中国军队必然要奋起抗击,随着双方不断增加军队的投入,全面战争就不可避免。
考虑到这些,校长马上就有了强烈的紧迫感和危机感。
他神色复杂地看了一眼周文,斟酌了一下,就徐徐开口问道:“依你的分析,你觉得未来中日之战,我们会是胜利的一方吗?”
其实,这个问题已经缠绕在校长心里很久了,而且他也问过了不少幕僚和军中的有识之士。
按道理,作为一国首脑,这个问题他只会问那些比较亲近的幕僚和资深的军事专家,而不是如周文这种资历尚浅的年轻军官。
但经过周文刚才很有见地的分析,此时的他再也不会小看眼前这个年轻人了,而是将他当做了一个具有一定战略眼光,能够给自己提出很有建设性意见的专家级人物。
而且,之前他虽然也得到了很多军事专家和专业人士的肯定答复,但是,都没有一个让人信服的分析依据。
对此,他也想听听周文的意见。
对这个问题,有着两世记忆的周文早有腹稿。
而且也正好是他想找机会向校长陈述的一个理论。
这个理论,当然,也只能是——持久战。
要知道,中国民国历史上,有不少有识之士都提出过和意识到,与日本的战争将会是一场旷日持久的战争,也就是持久战的慨念。
但是,对于持久战的具体实施和战略方略,却是没有一个系统的阐述,或者说是一个清晰的思路。
直到四年之后,也就是全面抗战爆发的前夕,民国最杰出的军事理论家和军事教育家蒋百里先生,于1937年出版的军事论著集《国防论》中阐述的对日战略,开始系统描述持久抗战的方略。
归纳起来有三:
第一,中国对日不惧鲸吞,乃怕蚕食,故对日不应步步后退,而要主动地实施全面抗战,化日军后方为前方,使其无暇消化占领区,从而使日本无法利用占领的地区提高战力;
第二,主动出击上海日军,迫日军主力进攻路线由东北-华北-华中-华南的南北路线改为沿长江而上的东西路线,从而充分利用沿江的山地与湖沼地利,抵消日军兵器训练方面的优势;
第三,通过时间的消耗拖垮日本。具体做法为将日军拖入中国地理第二棱线,即湖南、四川交界处,和日军进行相持决战。
蒋百里先生虽然在民国二十七年(1938年)早逝,但中日的战争发展进程,恰恰按照他的预料进行,反映了他对两国实力与战略态势的准确把握。
而且他在逝世前不久发表的文章中,更掷地有声地提出了今后中国对日战略的指导方针——“胜也罢,败也罢,就是不同它讲和!”
百里先生已经预见到,中日战争必然是残酷而持久的,而中国由于与日本在国力上的巨大差距,战争初始也必然会节节败退,会付出惨重的代价,会丢失大量的国土。
但是,我们就是不跟你讲和,就是不跟你谈判,就是要拖死你。
而校长和民国政-府在长达8年的全面抗战中,虽然也有过彷徨,有过动摇,但一直遵循百里先生的战略方略,将日本拖进中国战场的泥潭不能自拔。逼得它最后只能转向东南亚跟英美开战,最终导致失败。
但是,在《国防论》中,百里先生只是讲到持久战的方略,但是并没有说明中国为什么会取得最后胜利的理论依据。
只有到了抗战爆发一年之后,共和国的缔造者,那位伟人老人家,在《论持久战》中明确提出了中国战胜日本的条件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