撇开私人的琐事不提,李家军从榆关西进之后,每日的推进速度,都在一百里以上。
由于契丹人没有料到,李中易居然有这么大的胆子,敢悍然西进。所以,幽蓟大平原不仅没有坚壁清野,反而呈现出一种安详的居家气息。
这么一来,沿途所缴获的粮草等物,用堆积如山来形容,都无法概括其全貌。
至于李中易最为看重的人口,按照参议司军需房的统计,当目前为止,一共掳来了五千多户,三万余口。
其中,不少是耕读传家的大户人家,这些富裕的人家,既多粮食和银钱,又多年轻力壮的下仆,正是理想中的南迁对象。
持久性的战争,尤其是国战,打的不仅仅是兵马和钱粮,还有至关重要的人口。
目前,大周朝尚未统一南方,总人口也不过区区三千多万而已。当然了,由于繁重的徭役、田赋及丁口税,民间多有隐匿人口的利益驱动。
按照李中易的初步估计,如今的大周朝,总人口应该有四千多万,成年的二十岁至四十岁壮丁大约八百来万。
在这个没有全国人口大普查的年月,不仅人口是笔糊涂帐,就连至关重要的纳税田亩,也都模糊不清。
和人口相比,各地的大户、官绅、武将之家,隐匿田亩的利益驱动,也更加的强烈。
别的地方李中易不太清楚,可是,他当开封府尹的时候,曾经做过田亩的暗中抽查。结论令人十分吃惊,就在皇城根下,豪门权贵隐匿的良田,保守估计在四成以上。
权贵们拥有这么多良田,不仅不纳税,而且利用雄厚的资金和粮食调节能力,于大灾之年,屡屡逼迫自耕农们破产变成流民。
这便是治乱循环的结果!
治乱循环的本质是,重农抑商抑工的基本国策,让权贵们只能在土地上做文章,导致垦荒的速度永远不可能赶上土地兼并的速度。
王朝建立之初,大量人口因为战乱而被消灭,统治者们刚刚经历过战乱,知道官逼民反的恶果。
于是,各种恢复生产的政策,便随之应运而生,比如说,按丁口授田。
等到权贵之家开枝散叶,需要供养的特权阶层人士越来越多,渐渐入不敷出的时候,便会把歪脑筋打到自耕农的身上。
实际上,距离此时最近的两宋,就不抑土地兼并。两宋的基本国策,就是重农不抑商,甚至商人还可以参加科举做官。
可惜的是,北宋对士大夫特权阶层太过于放纵,需要供养的各级官僚及其子弟太过于庞大,导致财政濒临崩溃。
宋神宗任用王安石变法,根本目的不是利民,而是与官绅阶层争利,扩大政府的财政收入。
自古以来,凡是不思财富开源,只考虑从官绅阶层手中分利的改革,无一例外,全都失败了。
隋炀帝和雍正帝的名声,在士大夫阶层里面,那么的臭气熏天,根子问题就在于,他们破坏了官绅阶层的根本利益。
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
读书高的本质,是只有读书人才能做官。然而,读书考科举,又需要殷实的家底。
在这个生产力不高的时代,就算是相对富裕的自耕农,也很难常年累月的养着一个不从事生产的读书人。
李中易身为后来者,又以御医的身份,久处于核心权力圈中,广博的见识让他对历代执政之得失,看得一清二楚。
打破治乱循环规律的根本,其实是,不能堵死寒门子弟上升的通路,充分的扩展就业的渠道。
必须重农重商重工并举,让寒门弟子即使无法读书作官,也可以靠着勤劳和智慧在商场或是工厂里谋个好出路,
历史上的两宋,为政比较宽容,穷人的出路比较多,哪怕是土地兼并依然十分严重,却几乎没有全国范围内的揭竿大起义。
两日后,李家大军云集于安喜县城,将整座县城围得水泄不通,连只苍蝇都飞不出城。
安喜县,虽然是一座县城,却因为是蓟州,乃至南京析津府的东大门,军事地位极其重要。
据细作传来的情报,契丹人不仅在此地驻军多达三万人,并且把安喜县城当作了囤粮的分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