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生,晚饭在家吃吗?”
王霞敏泡了一杯龙井放在冼耀文面前。
“我打算约一个人见面,不知道能不能约上,也不知道会不会约在今天,你不用准备了,如果我留在家里,我们可以去尝尝经过美式改良的中餐。”
说着,冼耀文将王霞敏搂进怀里。
“好吃吗?”
“你在温哥华没去过中餐馆?”
王霞敏摇了摇头,“第一次出国我只想吃点没吃过的吃食,我吃了法式肉馅饼、法式豌豆汤、蒙特利尔烟熏肉、纳奈莫条、波兰饺子,还有好多,每一餐都换不同风味的餐馆。”
冼耀文摸了摸王霞敏的小肚子,“你的胃受得了吗?有没有拉肚子?”
“我去的都是高档餐厅,可能烹饪手法和苍蝇馆子不太一样,我吃着都还好,只有一次不太舒服。其实我挺想去苍蝇馆子,被律师劝住了,他说白人开的餐厅并不待见华人,不是不招待,就是只能从后门进入,不能吃堂食,只能外带。”
“哦,这样的话不去是对的,免得自己心里添堵。”
“华人在海外真艰难。”王霞敏感慨道:“他们能站稳脚跟遭了多大罪。”
“在异国他乡遭罪是必然的,就像你住在一条小溪边,你一个人的时候,用笊篱随便一捞就是一盘菜,后来又来了一个人,你们友好协商,一个上午捞,一个下午捞,每人都有一盘菜。
再后来,小溪的名气传了出去,大家都知道随便一捞就是一盘菜,来了五六七八个新人,等人数到十人,笊篱必须捞两三次才能凑够一盘菜,而且每三四天才能轮到捞一次。
于是,十人组建了一个笊篱委员会,对捞制定了一条条章程,基本的原则就是通过限制新人的捞权保证十人的利益,具体的做法是通过拉拢一批新人去打击另一批新人。”
“掌握分配权的人让被分配的人起内哄?”
“差不多是这个意思,华人和白人的根本区别不是肤色,不是没有一个强大的祖国,而是信仰不同、生活习惯不同的个性鲜明。
孔子曰‘君子忧道不忧贫’,孟子曰‘民之为道也,有恒产者有恒心’,商鞅曰‘力田疾作,可以富家’,韩非子曰‘侈而惰者贫,力而俭者富’。
汉文帝下诏鼓励农耕:农,天下之本,务莫大焉。
朱元璋推行里甲制,要求百姓各安其业,并称勤俭为治身之本,将勤劳与治家、治国结合。
雍正在《圣谕广训》中明确要求百姓重农桑以足衣食,强化农耕致富的观念。
圣人、一代代的封建帝王都在向百姓灌输勤劳致富的理念,出发点是好的,农民多收粮食,皇帝可以多收农税,国家富强,皇帝当得安心,百姓也日渐富裕,我好,大家都好。
可百官不乐意了,我他娘的寒窗苦读十余载,为了升官把老婆都送给上官睡了,就他妈的为了领你一点养不活全家的俸禄?
你好,我他妈不好,朱重八你他妈别忘了,你就是一个臭要饭的,是兄弟们豁出命去捧你坐上皇位,干你娘的,你个王八蛋,凡是姓朱,都能吃成猪样,兄弟们呢?
我就说臭要饭的靠不住,靠着和狗抢食活下来的,在他眼里,兄弟们都是狗,和他抢食的狗……”
王霞敏咯咯笑道:“先生对朱元璋这么大怨念?”
“鸟尽弓藏,走狗烹,历朝历代无不如此,只是朱元璋做得太过火……”冼耀文摆摆手,“不说这个,扯远了。
华人坏就坏在习惯了玩命干才能吃饱饭的日子,但凡刀不是明晃晃地架在脖子上,能想到的改变恶劣现状的办法就是玩命干。
人家有商有量的一三五二四六轮着捞,到了你这就是一天不歇一直偷偷捞,坏了规矩,打破平衡,人家不针对你针对谁?”
“白人没有华人勤劳?”
“没有,白人相对比较散漫,很少有人会玩命干。”
“为什么呢?”王霞敏化身好奇宝宝。
“这个说来话长,北美白人的老家都在欧洲,那里是块好地方,受北大西洋暖流影响,属于温带海洋性气候,冬暖夏凉,旱涝灾害较少。
公元1300年之前的300年里,欧洲气候温暖,人口持续增长,期间未发生重大灾害,百姓稍微卖点力就能吃上饭,可以说是安居乐业,上层建筑醉心宗教,以宗教的名义制造战争,削弱领主力量。
直到14世纪小冰期来临,气候变冷引发粮食减产和饥荒,欧洲也开始玩农民暴动,但灾害主要是气温低、雨水多,而非严重干旱,熬上一段时间,优胜劣汰死掉一批人,粮食就好平均了。
所以呀,欧洲的农民暴动通常不怎么坚决,仗都是打着看,一瞅天气变好了,一个个也就开溜了,打个屁仗啊,赶紧回家别耽误了农时。
再有呢,欧洲中世纪长期处于小国林立、封建割据状态,国王直接管辖的官僚和军队规模较小,权力受限,且存在议会等机构对王权进行制约。
欧洲农民主要受封建领主或庄园主的剥削,领主与农民世代生活在同一地区,出于长远利益考虑,不敢过度压榨农民,甚至在某些情况下会带领农民反抗不合理的摊派。
中国就不一样,对百官而言,没有什么是属于自己的,全他妈是皇上的,不趁着官帽还在头上戴着捞够好处,等告老还乡喝西北风去呀?
所以呀,封建时期的百官即使目光长远,也只会做利在当代之事,就因为着急权力变现。
封建时代数千年,百姓受圣人恩惠最大的就是青史留名四个字,都好名,都要点脸面,百官才没把事情做绝。
也正因为百官盘剥的厉害,最底层的百姓很难把家族传承下来,基本传着传着就灭绝了,像我们这样有机会来到这个世上,只能说明老祖宗出过了不得的人物,本身是官僚集团的一员,躲过了会灭族的盘剥。
所以呀,是个中国人差不多就可以自豪地宣布:小太爷是贪官之后,想当年我祖宗心情一不舒畅就宰几个百姓出出邪气。”
王霞敏笑得枝乱颤,“先生,我肚子笑痛了,你别逗我笑了。”
冼耀文轻抚王霞敏的小肚子,幽幽地说道:“欧洲人大抵上没吃过什么大苦,人相食的场面没有发生过几次,不像我们,最近的一次还不到十年,以后还会不会发生不好说。
合伙做生意最怕的就是责权不明,说起来生意是大家的,大家都得玩了命地干,但分红的时候却是几个大股东私底下偷偷分,压根没有小股东什么事,更别提散户。
长此以往,小股东自然开始磨洋工,欺上媚下,钻各种空子中饱私囊,大股东要么学朱元璋大杀特杀,但这么干的弊端,历史上早就写着,不可取。
要么学会当睁眼瞎,只要不是太过火权当没看见,主要的精力用在糊弄散户上,让他们相信生意还是大家的生意,即使吃不到大肥肉,也能跟着闻闻肉香。”
“责权明了又会怎么样呢?”
“散户清楚自己的分红会有多少,应该付出多少责任内的义务劳动,完成了义务,该歇就歇歇,活得不会太累。
想多拿分红,可以多干一点,拼命成为小股东,或者联合其他散户提出自己的诉求:今年的生意比去年好,分红也该涨涨了。
当然,比起责权不明,更为可悲的是,生意好的前提建立在散户玩命干的基础上,这就无解了,无论生意好不好,散户都得累成猴。
白人不想累成猴,自然会排斥带着他们往猴子的方向进化的华人,华人最大的缺点就是太勤劳,走到哪里都不会讨当地人喜欢。”
“勤劳也是一种罪?”
“而且是重罪,不遭排斥也会被利用,你们玩命干,有需要的时候,大股东会松开拴恶狗的链子,把劳动成果抢个精光,然后沉寂一段时间,开启下一轮。”
“哪里?加拿大吗?”
“哪里都有可能。”冼耀文在王霞敏的手背上轻拍,“好了,不说这个,我打个电话。”
他的话音未落,电话响了。
王霞敏拿起话筒递了过来,他接过一听,是杨蕾孟打来的。
“老板,明天晚上在华尔道夫酒店有个晚会,你要不要参加?”
“你早上怎么不说,我中午刚有了安排,下次再有晚会早点通知,我好提早做安排。”
孔祥熙一家在国府失势退到纽约后,宋霭龄可能是出于通过社交活动维持影响力的需要,一直热衷于举办晚会,特别是朝鲜战争爆发后,大概是看出台湾对美国的战略价值,晚会举办更为频繁,既借晚会拉拢华人精英人士,又勾连美国政商人士。
晚会举办的地址不是在孔府,就是在华尔道夫酒店,所以一听地址,冼耀文就明白是什么性质的晚会,他是惦记宋霭龄手里的钱,但并不想出席左右站队的晚会。
而且,杨蕾孟早上不说,现在不合时宜的打电话过来,明显邀请他参加晚会不是出自其本意,明天周六,可能顾维钧已经从华盛顿赶到纽约会小妾,也可能严幼韵在孔府做客。
这个电话背后,可能有宋美龄的身影,或者小蒋的身影,是打算堵住老子往左的路,只能往右走?
如果是宋美龄,他只想娘希匹,妈了个巴子,直接平等合作不行呀,非得让老子做夜壶?
一点大股东的容人之量都没有,大家友好协作割散户韭菜不好吗?
“这么不巧呀?”
“你老板我是大人物,日理万机,能被你抓住拍马屁的机会都是你几百年修来的福气,怎么还想我随传随到?”
杨蕾孟咯咯笑道:“老板,你的脸皮真厚。”
“淘气,没其他事挂了。”
“没事了。”
冼耀文挂掉电话,对王霞敏说道:“这两天你有没有看报纸?”
“先生你留在书房的报纸我看了。”
“有留意孔令仪的报道吗?”
“她和那个詹姆斯的报道?”
“詹姆斯.范.阿伦二世,按照报纸上的说法,两人在自由中国救济会的慈善晚宴上认识,他们两个是什么关系我不关心,我只关心孔令仪在晚宴上的发言。”
“要组建在美华人反共联盟?”
“嗯,刚才那个电话是严幼韵的女儿打来的,邀请我去参加华尔道夫酒店的晚会,我不好问是谁让她发出的邀请,但想必逃不开那几个人,对方沉不住气对我们来说是好事,我可能会更早回台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