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来呢?”“上海解放后,市政府采取了恢复经济、扶持工商开业复业的政策,在工商部门和新药业公会的调解下,大康西药行把包括扣住的严广骏的药品等都转为债务,以负债经营状态复业。
复业后,王康年一度表现得非常积极,他参加了老闸区工商联,还是大康西药行所在大楼的居民委员会主任和肃反委员会副主任。
从复业至今,大康西药行的经营状况有了好转,销售额大约有260亿,赚了一些钱,还掉了部份债务。”
苏丽珍问道:“王康年欠了多少?”
“连本带利大约15亿。”
“西药的利润不低吧,260亿的销售额还没还清15亿?”
“冼太,你有所不知,王康年后来做生意也不老实,大康西药行没多少资金,一直在空麻袋背米,资金成本很高。而且买空卖空、以次充好,很多生意只能做到一半,不是拿不到尾款就是需要额外开支把事情摆平。”
“王康年的口碑一直不好?”
“是的。”
“口碑不好,做生意又不老实,谁还会跟他做生意?”
“公家。”
苏丽珍轻轻颔首,“你的消息从谁那里拿到的?”
“主要是马维善。”
苏丽珍略作思考,“知不知道哪家西药行的口碑比较好?”
“严广骏的职业新药口碑就不错。”
“地址。”
“好像是东台路278号。”
苏丽珍拿出一本国庆节一周年纪念学习手册,记下地址,随即合上手册说道:“金季药品很在意上海这边的出货渠道,不容口碑有损,我需要你帮个忙。”
“冼太你吩咐。”
“董渊、王祖蕃、马维善、夏雅伦,还有其他人,无论是谁都好,发展他们其中一个人带头举报王康年。”
苏丽珍稍稍停顿,接着说道:“马寅初曾经发表过一次题目为《我们要发国难财的人拿出钱来收回膨胀的纸币》的演讲,痛批豪门权贵在抗战时大发国难财。
去年11月,《解放日报》上发表了一篇文章,提到了‘国防第一,稳定市场第二,其他支出第三’的财经方针。
去年的军费开支占整个财政收入的比例很高,朝鲜战场上,因为后勤补给的原因,围绕汉城的拉锯战,志愿军逐渐陷入劣势。
为了转劣为优,后勤补给能力需要加强,后勤就是钱,钱从经济来,王康年的做法既破坏内地经济大环境,又会让人想起马寅初说的‘前方吃紧,后方紧吃’。”
苏丽珍莞尔一笑,意味深长道:“王康年很适合立为反面典型,一个反面典型也会伴生出一个举报英雄,这种英雄总能获得一些‘典型’好处,你提前给英雄送份贺礼道喜。”
吴鸿安听懂了苏丽珍的意思,问道:“冼太,贺礼的预算多少?”
“1000万,让素锦出面办这件事,500万是她的车马费。”
“明白。”
接着,苏丽珍将刊登招聘启事一事交给了吴鸿安,并让他联系一家小饭馆以作测试厨子水平的场地,另跑一趟公安局报备一下,视公安局的态度,再行决定是否去居民委员会。
临近十点半,苏丽珍包了酒店的一辆车出门。
新中国成立初期,上海口岸国营进出口公司发展迅速,工作重心更多落在对苏联及各人民民主国家进出口业务管理,而对资本主义国家业务及其所强调的市场经营形式,私商的业务熟悉程度特别是长期建立的海外市场联系优势明显。
由于物资短缺,仰仗进口,为尽快恢复经济,国家在整体调整工商业时,为鼓励私商积极从业,以借助贷款、批汇等扶持性政策鼓励私商积极开展进出口业务。
除经济、市场因素外,相应业务关系亦与时局对应。国家初期强调运用私商开展对资本主义国家进出口业务,关键在于借助私商力量突破外部封锁。
舟山未解放之前,台湾方面的军舰利用舟山及周边岛屿对长江口及东部沿海地区进行武装封锁,限制内地货运船只进出。
上海口岸大量进出口物资只得借助私商海外关系周转,经天津、青岛、羊城转运进出上海港。
为弥补前期进出口贸易尤其是进口物资的短缺,上海口岸果断对各类进出口商户发出“大进大出”动员令,不仅集中批发经营许可证,且在鼓励易货交易的同时大量核批外汇申请;
支持各业私商以结汇交易方式进行进口业务洽谈,指示其务必利用一切海外关系,寻找进口物资及国内货物出口对象,积极扩大进出口业务量。
去年下半年上海口岸完成进出口业务量出现井喷,达到上半年6倍之多。其间虽然受到《外汇分配使用暂时办法》影响,私商不再被允许“自备外汇自主经营”,而须严格执行外汇申请审批制,自主开展进出口业务的能动性与灵活性有所下降。
但在整体拉升业务量政策的带动下,进出口私商仍显得极为活跃,市场中出现一波进出口货物交易的小高潮。
数日之前,中苏签订军事贷款协定,以1950年10月19日志愿军出兵抗美援朝为界,此前订货以全价付款,此后以半价付款。对此,苏方的解释是援朝应“共同负担”,两国各出一半的钱。
也在数日之前,sh市一届一次工商界代表大会上,多位进出口私商及私营工厂主呈交提案,反映行业内大量在美国未完成业务结汇的订单及资产被冻结,一些已签订合同的业务也被强行中断。
习惯易货交易形式的私商尤显被动,出口商品在国内已大致完成采购,却因易货进口受阻出口风险增大,延迟出口装运又面临商品库存积压问题。
针对这一状况,遵照华东地区进出口业务管理要求,上海口岸发出通知,宣布暂停签发美汇区域出口许可证,并成立进口物资紧急处理行动委员会,协调商户业务申报。
为保证对外进出口贸易不落空,对外贸易管理局与海关联合,共同出面对私商再次进行特别动员,除要求其在进行易货交易时务必做到“先进后出”确保进出口物资安全,承诺给予私商系列优惠政策:
如对其批发特别外汇额度,允许其无证进口货物(需事后补证但不作罚款处理),对其通过香港进口禁运物资给予专项支持等。
虽然这些优惠政策勉强稳定了进口物资额度,但也未完全抵消因封锁、禁运带来的负面影响。考虑到相应风险及获利难度,许多中小规模或带有投机性质的私商开始退出。
另一方面,禁运不仅阻止物资运输,更直接断绝相应业务关系。不仅美商大量退出上海口岸,出于国家意识形态以及为获得美援支持的考虑,英、法及其他资本主义国家商行也先后退出内地。
一时间上海口岸上近三分之二洋商歇业,事实上削弱口岸开展进出口的业务能力,原本多由洋商经营的对资本主义国家出口商品销量大幅减少,桐油、猪鬃、茶叶、丝绸等商品所受影响最甚。
无论内地实行何种经济体制,国进民退的大方向基本明确,如果不是禁运,私商掌握的海外客户关系对当下的进出口尤为重要,大概外贸领域的国进私退的步伐已经大踏步向前。
也正因为禁运,导致商品进口的难度增加,有实力进口的私商可以获得不错的利润,且不那么合身的“爱国”帽子能往自己头上扣一顶。
既能赚钱,又能获得表扬,此时的进口贸易对私商而言大有可为。
相对而言,出口业务的行情就不是那么乐观,一是汇率对出口不那么友好,货币价值虚高,导致出口商品没有太大的价格优势,二是诸多出口业务需要洋行代理,利润被吃去一大块,价格优势进一步降低。
另外,“统购统销”的“统购”将大部分具备不错利润的出口拳头商品给统了进去,也就意味着私商的进货成本增高。
出口无利可图或微利,私商自然不感兴趣,主要精力放在进口上,但对国家而言,只进不出当然不行,不出口外汇从何而来?
于是,国营进出口公司加快蚕食利润丰厚的进口业务,限制挤压私商的进口“暴利”空间,并且,批汇时对出口业务量较大的私商给予偏向性照顾,对出口不利的私商进行“鼓励”。
几天前,冼耀文致电苏丽珍后,后续又发给她一封电报,令其注册成立今朝集团,股份实际分配为冼家60%、岑佩佩25%、苏丽珍15%,该集团挂在岑记商行旗下,名义上岑佩佩持股85%,为第一大股东,主营业务为转口内地商品,次要业务为向内地转口商品。
前者公然开展,后者保持低调。
冼耀文非常喜欢一个词“摊派”,这个词但凡出现,就意味着出现发横财的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