授课时间已过,邓光荐施礼告退,赵昺施礼送出后却没有动。 今天的课业虽然没有完成,但他觉的今日收获比之那些枯燥的说教要实用的多,而邓光荐眼下还缺乏实践经验,可理论知识却极为丰富。他想着以后可以换换授课方式了,两人相互讨论比单纯的说教要有意思的多,且都能从中获益。
回想两人刚才的谈话,赵昺也是一阵头疼。其实在船上时他就有了整顿行朝的打算,因为以朝廷目前的状态别说复国了,就是能不能在敌军的反扑下活下来都是问题。可贸然行事必然搞得人心惶惶,所以他需要一个契机,让众人意识到此时已经到了非变不可的地步,那样才能减少阻力。
此刻行朝生的一系列事件看似一场不过赵昺却知道危机中往往又蕴含着良机,他便是在一场场危机中成熟,团体也随之一步步壮大。本来他想在回来后就启动计划,不过朝中的局势对自己来说并不乐观,而邓光荐又闹了一通要辞官归隐,从表面上看只是其与同僚不睦,其实深处却说明朝臣们是有意排挤他,欲逼其离开自己。
按照通常的情况来说,邓光荐是帝师之一,称的上是皇帝的心腹亲信,且言行能够影响到皇帝。那些朝臣们即使不上赶着巴结,也不应当去疏远和排挤。可他们当下冒着大不韪去做,就是有些人嫌其挡了路,或是担心自己的阴谋被揭穿,所以不想让其留在朝中。而这也从侧面说明行朝中还有人在搅浑水,希望能从中谋利。
这引起赵昺警惕的同时,也让他自省,开始反思自己的下一步所为。王安石品行高尚不仅得到了大多人的认可,还被其政敌钦佩。可又为什么被世人认为是他任用奸佞,破坏了大宋朝官场的良好风气,败坏了朝纲,使得宋朝走向衰落,要为大宋亡国负责呢
赵昺以为这个责任都推到王安石身上是有些冤枉,不过他的确要为此负责。宋朝的党争正是大盛于熙宁变法期间,王安石急于推行新政,不惜打击异己,将凡是反对新法的人全部驱逐出朝。其激进的做法使得不少投机分子看到了机会,他们不失时机地投王安石所好,得以在很短时间里火箭式升迁,乱政四十年的蔡京就是其中之一。
可好景不长,当力主变法的宋神宗驾崩后,其母高太后垂帘听政,很快将王安石罢免,而闲置达十五年的铮臣司马光召回朝廷。司马光上台后,大刀阔斧地废除熙宁新法。大臣们对废除青苗、保甲、保马、均输、手实等损害百姓利益的弊法都很支持,但对个别法令存在不同的看法。有大臣认为免役法就比变法前实行的差役法有利于民,建议暂时保留。
司马光却固执地下令:五天之内,必须废除免役法。为此极大地伤害了他的朋友范纯仁、苏轼等人。时任开封府尹的蔡京却瞅准这个表现自我的好机会,奇迹般地在五天之内废除了府界十多个县的免役法。司马光闻知后大声赞许:“如果每个官员都能像蔡京这么坚决地执行政令,还有什么旧法不能革除”
在司马光眼里,狡黠善变的蔡京一下子成了最有政策水平的好官。其实只有蔡京心里最清楚,对付司马光这样的君子,最好的办法就是为他的错误决策推波助澜,用现在的话说,你想“左”,我比你还“左”。“宁左勿右”的法宝,早在蔡京那时就玩得相当纯熟了。而他的上台,不但将正直君子赶出了朝堂,也将大宋带入了万劫不复的境地,丢掉了半壁江山。
另外在赵昺看来引大宋官场巨变的人物邓光荐却没有提,其也不敢说。可他知道罪魁就是大宋的皇帝们,若没有神宗皇帝做后台,不得到他的支持或是默许,王安石怎么能罢免司马光、苏轼等一班反对派;其若不是急于求成,大力推行新法,王安石也不会如此激进,引了党争,任用蔡京、吕惠卿、章惇、曾布等投机分子或品行有亏之人。
而蔡京、王黼、贾似道,直至当前的陈宜中这等人得到重用,也是与历代皇帝贪图享乐,或失之懦弱或自身荒淫有关,给了权臣提拔“带病”官员以可乘之机。所以不难看出,官员与否,关键还是帝王如何,倘若为帝王者自身奢靡不恤国事,甚至不惜养虎成患,竭天下之财力满足无尽的私欲,官员的便有了根基,不论是塌方式还是官员带病提拔,都是不可避免的必然趋势。
此外,忽视道德培养,搞单纯的经济至上,客观上形成“人人向钱看”的享乐倾向,也是诱层层的重要因素。神宗朝之前,真宗在位时便从道德层面劝勉官吏树立廉政理念,他颁布了文臣七条和武臣七条,强调“清心”和“修身”是廉政之本。
仁宗即位后,更是以身作则严于律己每次私宴,不过十来盒常见熟食。有个官员为讨好皇帝,将一盒二十八枚蛤蜊献给仁宗,仁宗问这些东西值多少钱,官员答道:“每枚一千钱。”仁宗大为不快,说道:“我总告诫尔辈不可奢靡,如今一下筷子就是二十八贯钱,我实在不敢受用。”随后停下筷子拒食此物。后代公论是:朝未尝无小人,而不足以胜善类之气。君臣上下恻怛之心,忠厚之政,有以培壅宋三百余年之基。
“皇帝难当啊”赵昺反思了一番后,忽然自怨自艾起来,想这世上的人总喜欢站在自己的角度考虑问题,唯独他这个皇帝要站在国家的角度来考虑问题,而每当有利益冲突的时候皇帝就成了天下人的公敌。所以皇帝就是垃圾桶,注定就是一辈子孤家寡人,只能细细的体会那高处不胜寒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