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昺深知一个新朝建立后,在战争基本结束,往往都会实施怀柔政策,以利于恢复社会秩序,使民休养生息,从而缓解两族间的矛盾,达到实现统治的目的。 而忽必烈早在南征开始便采用用汉臣,减杀戮的政策,一则减少抵抗,二则保存江南财富。如今基本平定江南后,已经连续布诏书宣布减免江南税赋,赦免罪犯,分拨土地于民等等惠民政策,正是如此。
忽必烈如此做的动机也许并非是想实现大同社会,只是为维护自己的统治,但确实能使民众受益。而宋后期政治,横征暴敛下百姓困苦,他实施善政便使得人们感受到新朝却比旧人强,如此一来便逐渐放弃了复国的想法,甘于做异族的顺民。
这样一来忽必烈的目的达到了,可赵昺却不乐意了,这些人都听他的了,将来必定是反对自己的,甚至听从其命令来攻打自己的。而眼前的情况是自身难保,想打也打过人家,而自己还有后院起火之虞。你想在这没有国家概念的时候,家里现在分房子分地,还几年不用交税,谁愿意吃了上顿没下顿,脑袋还要绑在裤腰带上跟着你去复国,更不会跑到这荒芜的海外之地来吃苦受罪。
即便现在给自己艘航空母舰也得需要人来开啊,总不能关起门来自己当皇帝吧于是赵昺便了狠,我他娘的打不过你,也得腻歪腻歪你,于是代号贼鸥的行动开始了。他就是要通过散播一系列的谣言,使人们相信忽必烈出台善政那是黄鼠狼拜年就没安好心,暗地里憋着坏呢不信你们就看看老子爆出来的猛料
总的来说老天照顾,赵昺的运气还不错。如今正是宋元交替之际秩序崩坏的乱世,正是能让流言泛滥、不受约束,可以大行其道的时代。若是政通人和的时期,你去散播这些谣言,别说老百姓不信,你自己都不信,弄不好话刚出口便被扭送官府领赏了。
宋蒙战争已经持续了三十多年,人死了无数,两族间可谓仇深似海。而今旧国刚灭,正是人们不知道新朝对自己这些旧人如何处置,最为彷徨无助的时候,一点风吹草动都会让这些精神极为脆弱的人产生过激反应。就如同大地震生后,一丝轻微的晃动都会引起刚刚死里逃生的人恐慌,哪怕明明知道这可能是假的,也会在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的思维支配下逃到空旷之地。
而就在这个敏感的节骨眼上,赵昺让事务局的探子们将这些故事讲给大家听。当然每个不同的故事都是针对着特定地区,在被占领区则是以妖僧拐骗幼童为主,元朝势力还未深入的地区则是以杀十姓人为重点,而在刚刚征服的地区就以金汁炮为最流行。讲的人认真,听的人害怕,这些故事便一传十,十传百,犹如瘟疫般在江南各地传播开来。
无论现代还是古代,中国还是外国,每个政府多会对舆论进行管控,而地方政府也有监察民情民意的责任。这些诽谤圣上,不利于团结和稳定的故事大范围传播肯定难逃朝廷的耳目,但官府辟谣的度远远赶不上谣言传播的度,而想扑灭如山火般蔓延开来的流言,消除百姓的恐慌情绪也不是一两句义正言辞的官话和几张布告能解决的,何况新政府的公信力还没有建立起来。
在恐怖的笼罩下,百姓们都变的神经兮兮了,看到游荡的番僧便会急忙将孩子唤到身边紧紧搂住,有不识趣的番僧试图对孩子抚顶赐福时便被当场打死。于是乎平日肆意游荡街头巷尾,无人敢惹的番僧们往往莫名其妙中死于非命,他们主持的寺庙成了人们泄恐惧的出口,被愤怒的人群捣毁,而其中藏有的人骨法器变成了杀死幼童的证据。谁都知道黄教被鞑子视为国教,他们不可避免的被打上了代表国家的标签,正间接证明了流言非谣言。
在其它地区,因大征民夫引起的冲突也是不断。从最初的消极的拒绝应征,展到殴打、杀伤下乡强征的官吏,到最后演变成公开对抗;同时各地大姓逃亡的事情愈演愈烈,地方官有固境安民之责,可面对逃亡潮也无能为力。过去还有城池,大门一关想出去却不容易,现在城墙都拆平了,人们拔脚就到了城外。而人多势众的大姓索性结寨自保,公开对抗官府。
江南动荡的消息很快传到大都,忽必烈得知自己派出传教的僧人被杀、寺庙被毁,百姓大规模逃亡,征民夫却引对抗后当然十分生气,按照游牧民族的脾性自然是要大开杀戒。但朝中有清醒的大臣,他们以为北部平叛战争还在进行,无法大规模抽调兵力,而南部沿海宋室余孽还在作乱,若是大规模屠杀必引起大规模动乱,会威胁到在江南的统治。
现在既然知道动乱起于谣言,当务之急是抓住制造和传播者以明真相,而以他们所见这事情最大的受益者是所谓的卫王领导下的帅府,事情定和其脱不了干系。与此同时暂且禁止番僧进入江南,停止征调民夫,这样便可缓解双方的矛盾。另外派兵堵截逃亡的百姓,镇压公开对抗的乱民,以迅平息乱局。待北部平叛完成后,便调兵迅南下配合地方驻军清剿前朝余孽,这样江南可平。
忽必烈采纳了这些建议,但他也记住了赵氏遗族中还有个卫王。虽然这些政策略显温和,但又去哪里寻找始作俑者,他们或是返回琼州,或是远走它地,因而江南依然免不去一场刀光血雨。残酷的镇压使得江南百姓更加相信谣言是真,否则他们为何如此害怕,对鞑子更加愤恨和不满。而元廷在江南推行的新政也不得不终止,那些善政也打了水漂,并没有如愿买到人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