送走刘舍之后,刘荣第一时间便来到了侧殿。
在侧殿的地上,是一张张棉被大小的巨大纸张,上面写着密密麻麻的字样。
而这些字样上的内容,随便流传出去几个字,便足以在整个朝堂内外,都引发一场剧烈的政治地震!
——刘舍,猜错了。
刘荣要动的,从来不是九卿当中的某一个位置,好给未来的主爵都尉腾位置;
刘荣真正要做的,是对汉家整个三公九卿制,都来一场大范围的校正、调整。
比如:名义上是‘三公’,实际上却只常设丞相、御史大夫的三公一级,刘荣打算将太尉,从三公之列踢出去。
按照刘荣的设想,汉家日后的三公,将会是丞相、御史大夫;
以及:御史中丞!
事实上,汉家现有的政治体制,即便是在后世的新时代,也能找到对应的参照。
——丞相作为百官之首,理论上需要辅佐天子治理天下,但实际上,汉室几乎所有事物,都是由丞相府领衔,去进行具体的操作。
在后世新时代,也有这么一个位置,叫国务园(屏蔽词)。
而御史大夫,号‘亚相’,理论职责是辅佐丞相处理政务,同时还要监察百官,负责官员审核、调度。
可实际上,御史大夫这个位置存在的唯一意义,是制衡丞相。
制衡的方式,也恰恰是那句看似四平八稳的:辅佐丞相。
既然要辅佐,那就肯定要插手相府政务;
插手具体事务,自然就会分走部分针对性的权利。
至于御史大夫‘监察百官,审核官员’的职责,则是由御史大夫属衙真正的掌舵人:御史中丞去负责。
而御史中丞,便大概对应后世的纪律检查部门,以及人事组织部门。
在刘荣看来,汉家在过去,以御史大夫本人钳制丞相,又让下面的御史中丞去发挥纪律检查效能,实际上是将两个职责完全不同的部门,给硬糅在了一起。
说是御史大夫掌握御史属衙,但在实际的运作中,御史大夫本人几乎不过问御史大夫属衙的任何事物。
几乎所有有关纪律检查、官员调度的问题,都是下面的御史中丞去操作。
至于这么做的原因,刘荣也大概能明白。
——丞相的权柄,来自于对整个天下的治理权;
要想钳制这样一个‘权势滔天’的人物,那对立面的御史大夫,也同样要有足够分量的权柄,才能具备钳制丞相的话语权。
在过去,这个支撑御史大夫与丞相分庭抗礼、互相制衡的权柄,便是监察百官,以及人事调度、任免之权。
是;
你丞相很牛逼;
天底下的事儿,就没有你插不上手的;
可我手里的官员审查、人事调任的权利,却是你领衔的外朝之命脉!
你要是不把我当回事儿,那我随便动动手指头,就能轻易动摇你的官僚系统。
说白了,就是‘成事不足,败事有余’——我御史大夫想坏你丞相的事儿,那纯粹就是便宜之内!
这样的做法不可谓不高明。
但在实际操作过程中,却闹成了本该支撑御史大夫拥有话语权的权柄,反而为御史中丞所掌控。
这显然不合理,也不正常。
所以,刘荣打算以丞相、御史大夫、御史中丞三者,为汉家的新三公。
其中,丞相职权基本不变,还是发挥国务园的效能;
但原本属于相府的关键权利:国库,却会被御史大夫间接掌控。
——相府国库的每一笔支出,都需要通过御史大夫的审核!
如此一来,失去国库财权的丞相,等于是被削弱了一刀。
至于御史大夫,虽然不再以监察百官、人事调度的权柄作为对抗丞相的资本,却能凭借手中掌握的相府命门:国库财权,从而具备对丞相精准的有效制衡。
至于御史中丞,则一如往常,肩负着官员审查、人事调度的重担,并以此权柄,成为丞相、御史大夫之外的又一制衡力量。
众所周知:三角形具有稳定性。
相比起两方相互制衡,刘荣还是更倾向于:三方互相制衡,彼此奈何不得,又绝不可能出现两家联合的状况。
丞相主政,御史大夫负责财务审核,御史中丞负责监察百官——三方各司其职,又彼此制衡。
至于被踢出三公之列的太尉,按照刘荣的想法,其实已经没有存在的必要了。
——在数百年前的春秋战国,列雄出于战事频繁的需求,发展出了太尉这一职权堪称变态的职务。
也恰恰是因为太尉这个职务权力太大,故终秦一朝,无论是统一前还是统一后,秦廷都从不曾任命太尉。
到了汉室,太尉一职虽得以‘解禁’,但比起所发挥的效能,无疑是弊端更大一些。
没办法;
太尉,作为和丞相并列的国家最高军事长官,在军事层面的权力,几可谓无穷无尽!
凡是和军事沾上边的事,就没有太尉管不了的。
甚至即便是和军事不沾边的事,也能在太尉的曲线操作下,最终和军事搭上边,并被纳入太尉可以插手干涉的范畴当中。
自有汉以来,汉家历代太尉——绛侯周勃,颍阴侯灌婴,条侯周亚夫,无不是才华卓绝,却又对汉家的政权稳定,形成巨大威胁的人物。
就算是三人中最本分、最老实的灌婴,也曾让太宗孝文皇帝头疼不已。
究其原因,就在于太尉权势之大、手中权柄之重——尤其是兵权之重,使得封建帝王根本无法和太尉掀桌子。
要想卸下太尉手中的兵权,封建帝王唯一能采取的措施,便是调任。
而太尉,秩万石,和丞相各为国家军事、行政最高长官。
别说是升官了——哪怕是平调,也只能从太尉调任丞相。
事实上,汉家的历代天子,也都是这么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