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小生产者的分散性与保守性。”他继续深入剖析,
“农民依附于土地,生产方式分散,这导致他们难以形成真正严密、持久的组织结构和统一的意志。
起义初期可能因为共同的苦难而凝聚,一旦取得一定胜利,获得土地,
那种‘三十亩地一头牛,老婆孩子热炕头’的小农意识就容易抬头,革命性迅速消退。
而且,他们往往破坏性有余,建设性不足,难以管理复杂的国家机器。”
“第三,也是最关键的一点——没有代表新的生产力发展方向。”
陈善的目光锐利起来,
“农民起义的本质,是封建生产关系内部矛盾激化到极致的产物,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矛盾的一种暴力调节方式。
但它本身,并不创造新的、更先进的生产方式。
它可能推翻一个腐朽的王朝,但无法从根本上打破封建的土地所有制和宗法制度。
最终,要么被镇压,要么……
其领导层蜕变为新的封建地主阶级代表,建立起一个与前朝并无本质区别的新王朝。
这,几乎成了一个打不破的历史循环。”
想到这里,陈善的目光不由得投向了舆图上那两个最耀眼的名字——刘邦,朱元璋。
“后世很多人,包括这个时代的人,都认为他们是农民起义成功的典范。
但用后世的眼光看,他们,真的算是‘真正的农民起义’吗?”
陈善嘴角泛起一丝略带讥诮的冷笑。
“刘邦,他是什么出身?泗水亭长!
虽是小吏,但已脱离纯粹农业生产,属于统治阶级的最底层,熟悉官僚体系运作。
他起兵后,核心团队是萧何、曹参这类小吏,张良这种落魄贵族,韩信这种军事天才。
他打天下,依靠的绝不仅仅是沛县那点农民子弟兵,更多是吸纳了秦朝降卒、
各地豪杰,乃至分封诸侯王(如韩信、彭越、英布)来共同反秦、灭楚。
他建立的汉朝,实行的是‘郡国并行制’,本质是与功臣集团、旧贵族共同分配天下利益!
他代表了农民利益吗?
或许初期有,但最终,他建立的是一个以刘氏皇族为核心,联合了军功集团、地主豪强的新统治秩序。
农民,只是被统治的对象,境遇可能比秦末好些,但绝没有成为天下的主人。”
“再看朱元璋,”
陈善的目光更加复杂,
“他出身赤贫,乞讨、和尚,可谓根正苗红的农民(或流民)。
他的起义,初期具有强烈的反抗元朝民族压迫和阶级压迫的色彩。
但是,当他一步步壮大,尤其是攻占集庆(金陵)之后,他的性质就开始变了。
他重用李善长、刘伯温这些地主阶级知识分子,依靠徐达、常遇春等将领(其中不少也非纯粹农民出身)组成的职业军队。
他打天下,同样需要争取地主士绅的支持,需要他们的钱粮、他们的治理经验。
他推翻元朝,本质是取代元朝蒙古贵族集团,与汉人地主士绅集团重新结合,建立一个新的、以朱明皇族为核心的封建王朝。
他或许因为出身,对农民的苦难有更切身的体会,执政后会采取一些休养生息、抑制豪强的政策,让农民负担减轻一些。
但这改变不了其政权的根本性质——依旧是皇帝与士大夫共治天下!
土地兼并这个根本矛盾,在他死后不久的明朝,依然会愈演愈烈,直至王朝末期再次爆发大规模的农民起义。”
陈善感到一股寒意从脊椎升起。
他清晰地认识到,刘邦和朱元璋的“成功”,恰恰在于他们超越了纯粹农民起义的范畴,
巧妙地利用农民起义的力量,同时又与旧有的、掌握着知识、
财富和组织能力的精英阶层(地主士绅)达成了妥协与合作,最终完成了王朝的更迭,自身也蜕变为新的封建统治核心。
“那么,李自成呢?”
陈善的思绪回到了明末那段风云激荡的历史,
“他或许是最接近‘真正农民起义’定义的一个。
‘均田免赋’的口号直指封建土地所有制的核心,他的大军也确实在一定程度上打击了明朝的官僚地主体系。
但是,他败了。
败得很快,很彻底。”
“为什么?”
陈善自问自答,总结着后世的分析,“除了战略失误、外部压力(清军入关)等原因,从阶级分析的角度看:
第一,他未能有效解决起义军内部的腐化和纪律问题,进入北京后迅速丧失民心;
第二,他未能建立起稳固的根据地和有效的政权组织形式,流寇主义色彩浓厚;
第三,也是最重要的一点——他彻底站在了整个地主士绅阶级的对立面!
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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