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与死刑犯一起度过的日子&nbp;(&nbp;七&nbp;)
问到这个问题的时候,杨大员不能回答了。
接下来我跟塔讲了很多道理,鼓励他抓住最后一线希望。
在我和杨大员谈话的过程中,没人插嘴,但我还是看了一下大家的表情,特别是老大,装出一副漠不关心的样子,好像是在对我说,别谈。
我也不管老大的表情怎样,我只想把自己该做的事情做了,有没有效果不要紧,也许杨大员按我的引导搞个什么主动立功赎罪,那不是顺捡了一条命吗?同时还顺便为民除了一帮祸害,还抹去了杨大员妻女对杨大员死去的人悲哀吗?
我和杨大员谈完话后,我真想有个人能帮我一把,如果在这个时候增加一些人来劝杨大员,那将启到很好的效果。
这种带动在我第二天跟杨大员谈话时就得到了。有两个人加入了我的引导,一个是老大,另一个人记不清了。
两天对杨大员的谈话引导体现得无功,杨大员听完我的谈话早早的入了睡,鬼知道他睡那么早在想什么,我没有对结果作出多大的期待。
第三天早上,杨大员起床后精神很好,这种精神状态是他接受高院复核后没有的。等到吃完早饭,杨大员喊着我的名字
“何老师,我给你拿笔和纸,请你帮我写东西。”
杨大员的这种思想转变的时间是我没有预料到的,看样子我的说服工作是做的很成功的。
听到扬大员的喊话后,我有些兴奋,有些什么兴奋的呢?其实,自私,保他的命是我所要的工作第二个目的,真正第一个目的就是我为自己建立立功减刑的机会。虽然我的案子还没有开始审判,我知道,无论是开庭前还是拿到判决书后,一但立功成立,我都将减少应判的刑期,可以缩短我的监狱里过的日子,还在未入狱,就为自己建立了立功的机会,我哪能不兴奋呢。
我兴奋过后,我走近杨大员,帮着他在水泥柜里纸和笔。我把找出的纸和笔拿在手里,杨大员开始往风场里赶人,当然,老大不用赶,他自己去了风场,监号里只剩下我和杨大员两个人。
杨大员赶完人,他又忙着为我准备桌子,所谓桌子,就在地上放一床叠的整齐的被子,被子上原放一本杂志。凳子是有的,就是坐地上。
我俩面对面的坐在桌子的两端。我把纸放在杂志上,握着笔,等着杨大员诉说。
杨大员很润了一会脑筋,在润完脑筋后,他终于开口了。
杨大员一开口,口若悬河,虽然有的时间停顿,但停顿之后能更流畅的回忆起他和他那一班人创造的“故事”,杨大员很投入,看得出他脑袋里发动机的马力是开足了的。他极力搜索和补充那些尚未破案而影响力重大的案件和人物。在他的一边叙述过程中还也一边说,如果他所供叙的东西一旦被证实,还有人多有将和他一起到阎王那里报道。
杨大员回忆枯竭的时候,我已经做了二十四笔案件的记录,时间,地点,人物,方式,我都清楚地写在纸上。做完第二十四笔,杨大员说
“还有,我一时想不起来,就在点东西就可以让他们(警方)忙一阵子了。”
在我整理记录的过程中,杨大员仍然坐在我的对面。他的情绪轻松,如释重负的样子,他看着我写,眼里放射出一道道希望。
我很公正的整理好一份记录,我把这份记录交给扬大员。
当天上午,杨大员就迫不急待的打报告,要求见干部。
见完干部回来,杨大员脸上有了一点的红晕。从这一点红晕看得出,他得到了干部的夸奖,还得到干部说的许多令他振奋的话语。
回来后的杨大员心情很好。看着他有这么好的心情,大家都拿他调管子。
有人说“杨大员,肯定这两天你要被提审,知道唦,出去要装哑巴,没有好烟,没带吃的,绝对不能开口,这是机会,要他们求你的时候。”
还有人说“想办法弄一点进来,不可以在提审的时候吃一点就算了。”
又有人说“先问他,能不能改判,不能改判给他们说个。”
总之,那天很热闹,大家都给杨大员出点子,把本已兴奋的杨大员弄得更加兴奋。
从来没见过如此高的效率。当天夜里约摸10点钟的样子,杨大员被提审了。
监号里的人都很关心杨大员的事情,都想知道他的这次提审的结果,都想知道他所提供的东西是不是引起了重视。总之,都想看一部悬念电影,等待着杨大员的命运怎样去发生转机。所以,本来提审杨大员时大家都睡着了,杨大员被提出去后,大家都睡不着了,大家躺在床上七嘴八舌的乱谈,有的人很困,但也强撑着,等待杨大员回来。
大约过了两个小时,杨大员被送回来了。
杨大员一回到监号,监号热闹起来,大家纷纷发问,各种各样的问题等待杨大员回答。杨大员的情绪兴奋,兴奋带着一种自我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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