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铭站在黄河大堤上,用望远镜观察对岸的小吴埽。
黄河改道北流之后,在小吴埽急转弯,这里就成了最险的河段。
一旦小吴埽决堤,下游的濮阳城立即被淹。
收起望远镜,朱铭问道:“按照你们那套法子,究竟需要多少河工与钱粮?”
赵逢吉说:“至少要五十万河工,而钱粮不计其数。究竟需要多少钱粮,暂时还说不准,但两三千万贯肯定不够。”
“我尽量筹集,实在不行就发国债。”朱铭说道。
钱能办成的事儿,那都不叫事儿。
但在大多数时候,却是一文钱难倒英雄汉。
王安石当年治理黄河失败,跟司马光斗法只是其中一个原因。
他急着堵塞北流,还有一个重要因素:财政快撑不住了!
一直不堵北流,那边的岁修就不能停,得持续消耗维护经费,而且还得多征无数的役工。
尤其是征召役工,严重破坏农业生产,当时已有许多家庭因此破产。
这可不是一年半载的问题,按照司马光的稳妥之法至少还得维持北流两三年。
那得耗费多少钱财和劳役啊!
如果直接堵了,既可节省钱财和劳役,还能尽快恢复北流黄泛区的民生。
当时双方拉扯了几个月,东流的水量达到六成时,新党迫于财政压力就想闭塞北流。
司马光说,至少要八成才可。
皇帝打算把新旧两派都派去视察,但最终只派了新党去。新党官员视察回京,说已经分流了八成,搞得司马光也无话可讲。
究竟有没有分流八成?
如果没有,是视察官员在撒谎骗王安石,还是王安石一直都知道实情?
如果有,是不是分流八成也不够?
这些事情,谁都说不清楚,只有当事人才晓得。
但有一点却非常清楚,如果当时北宋财政充足,王安石办事肯定不会那么急——毕竟他担着被罢相的风险!
朱铭望着愈发急促的河水,不禁感慨道:“钱啊!”
赵逢吉、符行中、王槐等人,静静站在皇帝身后,却是报以无限崇拜的眼神。
如此庞大的工程不是谁做皇帝都敢下定决心。
不仅仅是钱粮问题,还要搬迁好几座城池呢!
迁徙治所,重建城池,移民安置,这些钱都还没算进去。
而且摊丁入亩之后,不能随意征发徭役。地丁银肯定拿不出这么多,主要经费还是得朝廷出,财政压力相比前宋时更大。
这样做也有好处,不会把无数百姓逼得家破人亡。
朱铭说道:“我出京之前,太上皇曾经提醒,让你们束水攻沙时,一定要考虑到凌汛问题。”
“凌汛?”三位治河官愕然。
关于凌汛的记载,早在西汉时期就有。
但自从黄河频繁改道之后,凌汛反而不怎么出现了,就算有规模也不大。这可能跟治河方法有关,到处分流泄洪,让大规模凌汛无法形成。
一旦束水攻沙,可能凌汛会越来越频繁,而且规模也会越来越大。
有得必有失,不存在什么万全之策。
三位治河官一番讨论,由赵逢吉说道:“以前的分流河道与闸口,在束水攻沙之后也不能废弃。尤其容易造成凌汛的河段上游,应当开挖新的泄洪道,一旦遇到险情立即开闸。最好再开挖几个湖泊以作泄洪储水之用。”
……
在临河县逗留数日,朱铭继续北巡。
黄河这边没有决堤,长江、钱塘江却是闹腾起来。
南方数省,普降大雨,各处河流水位暴涨,整個浙江今年都要歉收。
民间甚至传出一种说法,也不晓得是谁编造的。
即朱国祥是真正的仁君,掌国数年皆风调雨顺。而朱铭太过暴虐嗜杀,此举有碍天和,所以继位初年就有洪灾。
各府县的地方官,一边组织抗洪抢险,一边还得抓捕造谣者。
抓来抓去,也查不到源头,折腾一番只能作罢。
当朱铭抵达沧州时,南方洪水已经退去,浙江布政使上疏请求退田还湖。
不仅是金陵的玄武湖,还有钱塘江南岸的湖泊,以及整个江南的大小湖泊。
跟王安石没有关系,全是周边富户围湖造田搞出来的。
什么王安石废玄武湖造田,纯属南宋文人故意造谣。因为在王安石出生以前,金陵玄武湖就已没剩多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