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士绅优免这件事,见于《太祖实录》所载:食禄之家与庶民贵贱有等,趋事执役以奉上者,庶民之事。若贤人君子既贵其身,而复役其家,则君子、野人无所分别,非劝士待贤之道。自今百司见任官员之家,有田土者输租税外,悉免其徭役。
这其中有我们后世人难以理解的一句话:则君子、野人无所分别,非劝士待贤之道。
朱厚照作为地位最高的人,实际上他也收益于这句话,其内涵在于:官与民就是地位不等的。
等级制度是深入人心,也是王朝得以维持稳定必不可缺少的。他本人所有的优渥与奢侈也都来自于对最底层民众的压迫。
既然如此,士绅群体就该有其优待之处,这是经济上的优待换得的政治上的拉拢。
不管圣人经典如何强调‘民为邦本’这件事多么重要的,事实上正经的统治逻辑其实是要老百姓你就安安稳稳当老百姓。
所以这里面的根本逻辑就是扭曲和自相矛盾的。
嘴上喊着的是民为贵,实际上历朝历代都处处打压民。
就如同之前不允许百姓拦轿告状是一个道理。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彭泽讲‘不可轻率’就是谋国之言。
当然,人们常以雍正推行了士绅一体纳粮纳粮从而提高了对他的评价。
在这几十年,清廷先是处决了一个叫陈名夏的官员,后续又连带处决了一千余名官员,就是打碎南方官员在朝堂上的话语权。
这么一说谢迁和荆少奎也都明白过来,看来皇帝已经下了初步的决心了。
朱厚照的语气并不激烈,他不是要教训人,而是以一种深深的忧虑来论述,“朕,不是那种要留下什么好名声的帝王,朕在意的是百姓,是江山。朕的目的也不在于多征一点税,而在于消除后世巨大的隐患。再自夸一句,三代以来的帝王之中,朕也还算个强势的君主,朕若不做,难道留给后嗣的软弱之君?”
但事实证明,军事上的胜利才是政治胜利的根本保证。满族人在顺治年间也压根不在乎什么儒家的政治传统,以及礼教两字之下隐藏着的读书人的特权。
自此以后,他们不再有政治特权,那么到后面失去经济特权也是理所当然的事。
“洪武年间,定了太祖成法,以包税制框定了天下钱粮,新增屯垦之地亦不再起科,陛下若是要改此法,仅是这一点也阻力极大的。”荆少奎补充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