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找个给英雄下跪的地方。堂堂中华,难道真的找不到一个可以给英雄下跪的地方吗?”
几乎每一天,这句话都在林徽因的脑海中浮现着,闪动着,她的脑海总是不断的浮现着在八宝山忠烈祠修复时,那位管长官的言语。
在中国真的没有这样的地方吗?
有,邯郸市的忠烈祠,南京的忠烈祠,但,又岂有一座是为抗战阵亡的八十万将士修建的忠烈祠呢?又有那一座是国家级的忠烈祠呢?
或许是因为八宝山忠烈祠的修复时,管明棠的那句话让人黯然神伤的一句话令中央显得有些坐立不安起来,以至于在民二十七年9月的军委会上,委员长在会议一开始便说道“我军过去最遭敌人轻视的一点,即是我们阵亡官兵的忠骸有许多不仅不能抬回安葬,而且任其遗弃阵地!”
“我们忠勇将士为国捐躯,竟至死不得收骨,我们后死者如何对得起他们,还有什么面目见人?”
“这是我军最大的耻辱!”
“修公墓,现在停战了,我看可以着手了!”
相比于中央的滞后,在管明棠出任北平绥靖公署主任之后,签署的一号政令,就是着手在北平——这一全国抗战打响之地,择址修建忠烈祠,用于安葬阵亡官兵,同时又签署命令成立“华北战俘及战斗失踪人员联合调查指挥部”,由其亲任司令。
“搜寻阵亡军人的遗骸,从现在起将是一个中国军队光荣的使命,也是是政府高贵的行动,是国家尊重每一个平等的生命的价值观的体现。对于国人来说,这项任务的意义并不在找回的数字,而在于对个每一个为国宝捐躯的生命的尊重以及对每一位家属及同胞失亲之痛的悯
惜和尊重。”
“无论这个目标有多么渺茫,只要有一丝线索,我们就要最大限度地利用我们的资源,展开大范围的搜寻,直到成功,直到每一个为国尽忠的忠魂皆能魂归忠烈祠。”
相比之下,这一点没有任何一支军队比邯彰军做的更好,几乎每一个邯彰军阵亡士兵在阵亡后就被立即后运至邯彰,然后按照礼典规定于忠烈祠或者家族墓地安葬,而作为华北的军政长官,管明棠所强调的却是国家。
这似乎有些逾越之嫌,但却没有任何人提出质疑,在过去的几个月中,在察哈尔、在河北、在山东一具具无名的、有名的烈士遗骸合葬墓被找到,但同时一个问题却摆在所有人的面前——他们应该安葬何处。
有人提出应该安葬于八宝山,因为那里有一座忠烈祠,可以利用旧址改建,而且是块风水宝地。位置易选,但如何设计这座“忠烈祠”呢?
从去年十月,公署开始就忠烈祠的修建征地的同时,亦开始向社会征求忠烈祠的设计方案,但一个又一个看似完美的方案,无一例外的被否决了,没有人知道否决的原因是什么。而面对民间的争论,作为对争论的回答,公署于《国民日报》上进行了连载,而连载的却是的篇篇回忆,几位军人对阵亡战友的回忆。
那是一个个简单、简短的故事,长者一两百字,短者数十字,可就是那短短数十字,却触动了每一个人的心弦,每每想到故事中的那些与敌人同归于尽的战士,每每想到肠子流出却依然战斗不止的军人,和许多人一样,林徽因的双眸中总是会浸满泪水,在她的泪水中,她想到在“血战红石岚”那部震憾人心的新闻电影中以及一部部新闻电影中看到的战斗的画面,那些用战友的尸体作掩体,一步步朝着日军阵地推进的军人。
为了这个国家,这个民族。在战场上,那些不识字而没有文化的军人们舍生忘死的战斗,他们才是真正的英雄,才是真正应该被铭记、被追忆、被崇拜的人,而我们应该做些什么呢?
“于大殿中设阵亡将士总灵位,于侧翼殿中设阵亡将军灵位……”
默默的思索着一个个被淘汰的设计方案,突然眸中还浸着泪的林徽因似乎明白了什么。
“我明白了,我明白了!”
在激动的叫喊着的时候,林徽因又不无懊恼的自语道。
“真是的,我实在是太笨了!”
是的!
何止是自己太笨了,是所有人都太笨了!或者说,太冷漠、太自私了!
无论是在任何一个看似完美的设计方案中,都严格的遵守着一个原则“军衔”,将官的、校官的、尉官的以及士兵的灵位、墓位在摆放在什么地方,都一如他们生前的军衔一样,都有着泾渭分明的分别,无关贡献和荣誉,只关乎官职的大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