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介石的抵抗之谈只不过是一种“虚张声势”,而中国的团结也仍然是骗人的把戏,经不起日本的攻击,中国就像是一个肢离破碎的草棚,只需轻轻一击就会彻底倒塌。”
正如《时代周刊》上所言,民国26年的中国,在外国人看来委实不像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国家。在这个国家的南方,为数众多的割据势力正窥伺着南京国民政府内的那把椅子,大规模的内战似乎随时都可能爆发;而在这个国家的北边,东洋恶邻正步步紧逼,平津危机,华北危机;甚至这个国家名义上的领袖在半年前还差点因军队哗变而丢掉性命。
也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在民国26年7月7日卢沟桥的一声枪响,这个不像国家的国家仿佛被施了魔法,军阀们对中央言听计从,各个党派纷纷表态服从政府。自1911年辛亥革命以来,中国政坛第一位得到军界、政界、民间承认的领袖也宣告诞生。也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参加国防参政会“庐山谈话会”第一期的代表都克服各种困难,从全国各地赶奔庐山。
7月15日上午,汇聚庐山的各界名流齐聚庐山“仙岩饭店”,原本定期于今天召开的谈话会推迟了一天,不过各界名流还是齐聚于“仙岩饭店”,并在此畅叙国事。而今天到达“仙岩饭店”的其中有浙江大学校长竺可祯、南开大学校长张伯苓、北京大学校长蒋梦麟、文学院院长胡适、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广西大学校长马君武、金陵女子大学校长吴贻芳、中央财经委员会委员长马寅初、中央研究院总干事傅斯年、商务印书馆经理王云五、大律师张志让、著名教授学者梁实秋、梅思平、胡建中等。
在“仙岩饭店”的大厅内,《中央日报》的一位记者一看到胡适便连忙走过去。
“适之先生,您能不能谈谈对时局的看法。”
在来到庐山的这几天间,胡适的态度已经发生了转变,原本他倾向于外交解决,但而现在,当大家都倾向于抗战的时候,他自然也就支持抗战了。而对记者的提问胡适略为思忖,随即侃侃而言:
“众所周知,我以前曾主张通过外交解决当前的中日问题。然而当今之世,日寇欺人太甚,偌大个华北,已放不下一张安静的书桌。再这样下去,国将不国,还谈什么研究问题、科学救国!当今最大的问题,就是全国同心,把日寇赶出中国!”
而面对记者的提问,南开大学的校长张伯苓先生一改平日的平稳、持重,情绪激动地说:
“‘南开’凝聚了我一生之心血,战端一开,难以保全。保不住就不保了,决不能向日本人屈服!打烂了‘南开’可以再重建,国家一旦灭亡了,还谈什么教育!”
在张伯苓提及“南打打烂”时,他不禁热泪盈眶,听者无不动容。
在这时,一旁的梁实秋则立即接着说道:
“昨天我在松树路漫步,看到路旁石头上刻着马占山将军的一首诗,慷慨激昂,颇有岳飞《满江红》之遗风。”梁实秋说着,抑扬顿挫地吟哦起来:“百战赋归来,言游匡山麓。爱此钦崎石,状如於菟伏。摩挲舒长啸,狂飚振林木。国难今方殷,国仇犹未复。禹迹遍荆榛,恐汝眠难熟。何当奋爪牙,万里飞食肉。马占山将军把林中之石喻为小老虎,都要奋爪扬齿,去飞食日寇之肉,何等壮怀激烈。诗是民国二十二年写的,如今已是二十六年了,我们还没有实施抗战,多少“遗民泪尽胡尘里,南望王师又一年”啊!”
一向以脾气暴燥而闻名的傅斯年则紧接着又补了一句:
“再这样下去,全国人民都要成‘遗民’了,‘王师’又在何处耶?!”
众人正在议论纷纷,忽听有人高叫:
“管明棠先生来了。”
在过去的几天间,管明棠和邯彰一直吸引着外界的注意力,先是邯彰的军事总动员,随后人们从邯彰的广播中听到一个个有关动员的有关战争的“战时条令”的通过,每一个中国人都知道,当中国许多地方还在为“战或和”而犹豫的时候,邯彰已经用行动表明了自己的态度,这不需要任何宣言,不需要表述任何主张。
或许,管明棠并非毕业于军校,但是当年义勇军五十八路军的辉煌胜利,却让人们相信,他一定能够率领邯彰民团创造一个个新的战场奇迹,让国人再次品尝胜利的果实。
进入大厅之后,管明棠则逐个与的各位代表握手,当他来到张伯苓面前,张伯苓则紧紧的握着他的手说道,激动地说:
“哲勤,我在来的路上,便听说了你们邯彰实施了军事总动员,实在是让人大为鼓舞啊!实是我华北之骄傲!只盼望您和邯彰民团众将士,能早日开赴战场,为国立功!”
而管明棠则连忙说道:
“张伯老毕生为民为国,世所敬仰。在此民族危亡之时,又深明大义,极力主张对日作战,实为国人之楷模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