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棠,你可知为何,我会将新区列为建设委员会重点督办工程!”
漫步在工业区内平整的柏油街道上,在这一声反问时,望着眼前的街道,张静江都会回忆起五年前自己主持浙江省务时一幕幕,那个时候,虽说自己年长许多,可与管明棠一样,自己同样还是一个怀着理想和抱负之人,而现在,在经历诸多事务之后,当年的那份雄心壮志,早已淡去许多。
或许恰因如此,才会在一开始便对管明棠心出爱惜之意。
“……当年,我于浙江任长时,为建设浙江,一展抱负,浙江百姓于我可谓是恨之入骨啊!”
提前当年,张静江的脸上尽是一副苦笑连连之色,而对于当年之事并不了解的管明棠则只是一片茫然。
“欲行以实业建设,必需解决资金,可政府就那么点钱,建设委员会筹办各种厂矿企业,政府几乎未划拨一分一毫,在浙江的时候,我是以增加苛捐杂税作为浙江建设经费的主要来源。用外界的话说,就是巧立各种名目,有所谓“建设特捐”、“建设附捐”、“水利费”、“土地测绘费”等,一律在原有田赋项下附加征收。而又以“建设特捐”一项最重,按田赋正税每元附加1元4角,附税超过了正税。同时还发行公债,并向上海、杭州、宁波、绍兴等地银钱业进行抵押借款。后来又增加一“积谷”项目,按亩征谷两升,商人积谷则在营业税项下附征。国民政府在裁撤厘金改征营业税时,声明营业税不得征收任何附加,同样却不予理睬,依然我行我素。后来又有“教育经遇”、“军事特捐”等名目,亦在田赋附加……当年之苛刻,可谓是让浙江民从大遭其殃啊。可,又有什么办法?”
此时,在管明棠的面前,张静江并没有一丝的隐瞒,甚至可以说坦白至极,但随即又似是为自己辩解一般。
“他们说因为我在浙江实施蚕桑统制,成立浙江省蚕桑改良场和杭州丝厂,严禁农民饲育土种蚕和缫制土丝,必须全部出卖鲜茧。才有了农民育蚕无利,相率砍伐桑树,另种庄稼。却无人说道,民二十九年世界经济危机,丝价大跌,先有此,才有桑田改稻与丝厂制丝赔本,先后倒闭之事,全不看土蚕茧差价廉、土丝市场几无之实!且不看省政府联合上海银界的倾力保丝之行,若无当年保桑、保丝之举,恐怕现在浙江全省蚕桑早已毁于民二十九年!”
听着张静江为自己当年所为辩解时,管明棠颇以为然的点点头,他说的到也是事实,这两年对于这个时代,已经不像初时那般“一无所知”,对生丝等业自然有所了解。
“市场大局如此,非伯父一力所能挽……”
心知同这样的“老人”谈话,要顺着他意思的管明棠自然配合着他在那里发着牢骚。
“后来又有人说道,我为了贪图丰厚利润,强迫农民施用外国肥田粉,农民因不知施用方法,许多地方施用肥田粉之后,表土硬结,庄稼枯萎而死,农民损失惨重。而民二十年,浙江省粮作丰收,又岂无肥田粉得法施用之功?”
这显然有些强自辩解了,在推广之初不加以科学推广,出现问题又岂容辩解?不过管明棠并没有吭声,虽说对于张静江主政浙江之事不甚了解,可也听农研院的专家提到过,在其主持浙江时,不问土壤性质和耕作习惯,强制命令农民种植“百万”,结果十九年百万种在萧山、余姚、绍兴等产地区推广以后,造成严重减产。
而且张静江以元老自居,我行我素,有时甚至连蒋介石的话都敢不听。当时蒋以“南昌行营”命令浙江省首先建造浙赣边境及浙东、浙南山区公路,限期完成。而张则着眼于高额利润,先全力建成杭州至绍兴的一段公路,成为全省唯一有盈余的公路。建成后,又经由公路局长陈体诚、副局长兼总工程师吴琢之与绍兴商人徐叔荪、金汤侯等勾结,由徐等组织公司,享专营权30年。这些都使蒋介石大为恼火。
自然的对于自己所了解的事情,甚至对于张静江在那提其主持浙江的得失,管明棠根本就没什么兴趣,而张静江又岂会没注意到这位晚辈的走神,于是便说道。
“到来,浙江诸事纷争,虽有我之失,但更多的却是理念之争!”
话至此,张静江终于把话引回了正题,。
“在主政浙江时我同党中的一些新贵之间的矛盾也在滋长。走英美式道路是你伯父我的政治理想。只要全力发展资本,政府统治即可巩固,国家亦可获得发展,因戴季陶等人却是从理论方面歪曲先总理的主义,且宋孔等党内新贵之所以鼓吹“统制经济”名为统制,实则却为其独占市场铺路,”
“独占市场?”
“对,正是独占市场!”
本来凝重的脸上,陡然间忽然换上一副恼怒却又有些无奈的神色,恰在这时,路过路边三角公园的一张木椅,张静江重重地坐在木椅上,一脸阴沉,用不无可惜的眼光看着远方,喃喃地说: